潮新聞訊 因對網約車司機服務不滿發(fā)生糾紛，乘客父女二人賴在車上32小時，不僅把自己送進了派出所，還上了熱搜。

5月20日，杭州公安發(fā)布警情通報，已對賴車父女行政拘留。不少網友對此感到不解：司機先后兩次報警，警察為什么只調解？為什么不第一時間強制“上手段”？

(資料圖)

圖源杭州公安微博

浙江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旭勇告訴潮新聞記者，與其他國家相比，我們特別重視調解，調解的類型多、范圍廣。比如人民調解、行政調解、訴前和訴中調解，還有家長里短的民間調解......

中國式調解管用嗎？數據給出了有力的答案：據司法部2022年統(tǒng)計，全國人民調解組織每年調解各類矛盾糾紛900多萬件，調解成功率達95%以上，已成為訴訟外化解矛盾、解決紛爭的重要方式。

老祖宗傳下來的方法

調解制度自古有之，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方法。

早在西周時期，《周禮·地官》所載官名中記有“調人”，就是專門負責調解事務的官員，“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”。秦漢以后，官府中的調解發(fā)展為鄉(xiāng)官治事的調解機制，如秦漢的嗇夫，唐代的里正、坊正，宋代的保甲長等，這些基層小吏都負有調解的職能。到宋代，主要形成了三種調解方式：官府調解、官批民調與鄉(xiāng)黨宗族調解。

我們經常能在古裝劇中看到鄉(xiāng)黨宗族調解的場景。比如出現夫妻和離、兄弟分家這樣的事，往往會請當地士紳、族長等有威望的人出面調停。他們不僅是調解員，還是公證員，雙方意見統(tǒng)一后，調解人要在文書上簽字，作為見證。

在杭州留下古街，就有一座“申明亭”，正是明朝洪武年間設立的民間調解糾紛之所。直到新中國成立前，留下鎮(zhèn)的士紳解決民間糾紛時仍選在申明亭茶館，當地居民都可以旁聽公斷。

為什么幾千年過去，調解制度一直存在？究其根本，是由中國人“以和為貴”的文化觀念決定的。

對于安土重遷的古時中國人來說，世世代代生活在一個小范圍的“熟人社會”中。如果遇到糾紛就“告官”，是一種傷和氣、損面子的舉動，并不利于融入社會。

有專家研究指出，孔子倡導“無訟”，也就是說通過禮治、教化等手段使民眾恪守本分、相安無事，而不是用訴訟的方式來解決糾紛。這和儒家追求的“大同社會”是一脈相承的。

也有學者認為，中國古代的調解制度，更多是為了教化人們通過克制隱忍、回避矛盾的方式來暫時擱置紛爭。如今，調解之所以能被傳承下來，是受到“有事好商量”“找人評評理”的傳統(tǒng)習慣所影響，是一種更為平和的維權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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