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中國北斗”，如今是世界四大衛(wèi)星導航系統(tǒng)之一。而三幅出土于西漢馬王堆三號墓的古代地圖顯示，中國人運用“北斗導航”的歷史，超過2100年。

在位于長沙城中的湖南省博物館，珍藏著1973年從西漢馬王堆三號墓中出土的三幅地圖——《駐軍圖》《長沙國南部地形圖》《城邑圖》。

據(jù)考證，西漢高后末年，割據(jù)嶺南的南越王趙佗向長沙國南部發(fā)起進攻，朝廷及長沙國隨即派兵征剿，《駐軍圖》等可能是此次征戰(zhàn)使用的軍事地圖。

《駐軍圖》《長沙國南部地形圖》《城邑圖》繪在絲帛之上，十分精美，其制作年代距今已有2100多年。三幅地圖一個突出的特征，在于準確區(qū)分方向——圖所示的方位都是上南下北、左東右西。學界普遍認為，三幅地圖是世界地圖學史上罕見的瑰寶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古人是怎么“找著北”的?從目前考古成果來看，古人繪制地圖，區(qū)分南北主要利用日光和“北斗”。由于地球自轉軸向兩側無限延伸，其中一側的延長線會從位于北斗七星“勺子柄”端位置的北極星附近經(jīng)過。四季輪回、斗轉星移，古人運用肉眼或專用測量工具“望筒”等，很早就注意到“北極星位置基本不變”這一現(xiàn)象，并將其運用于方位分辨和地圖繪制。

漢代甚至漢以前的華夏先民，已經(jīng)有能力比較準確地測量地理信息。先秦時期，古人運用“北斗”等星象與地理信息的對應關系判斷方位;到了漢代，人們對于“北斗導航”的認識已經(jīng)更加全面，例如在《淮南子》中，就記載有“夫乘舟而惑者，不知東西，見斗極則寤矣”的說法。這說明在古人日常生活中，依靠“北斗”判斷方向已經(jīng)成為通識。

古人對“北斗導航”這類天文現(xiàn)象的觀察、運用，以及規(guī)(測定單位距離，并畫圓畫弧)、矩(測定直角)、準(水準儀，測水平面)、繩(鉛垂線，測定垂直)、記里鼓車等工具的發(fā)明和使用，使得中國古代繪制的很多地圖已經(jīng)有了比較高的準確性。

長53厘米、寬52厘米的《城邑圖》，圖上繪有城墻，用藍色畫出城門上的亭閣，紅色表示街坊和庭院，按正方形畫出街道等;長100厘米、寬78厘米的《駐軍圖》采用紅、黑、青三色繪畫，圖中所繪主區(qū)位于今湖南南部寧遠九嶷山與南嶺之間，繪有山脈、河流、居民點，著重標出9支軍隊的駐地、軍隊番號、防區(qū)界線、軍事設施和行動路線。圖上標示的三支軍隊：周都尉軍、徐都尉軍、司馬得軍呈梯形布置。圖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，是各支駐軍的指揮中心。指揮城堡后面注有“甲鉤”“甲英”的地方是軍隊武器、糧草的集積地;《長沙國南部地形圖》所繪主區(qū)，為漢初長沙國南部8縣(道)，即今湖南南部瀟水流域、南嶺、九嶷山及附近地區(qū)。

研究顯示，《長沙國南部地形圖》雖未標明比例尺，但經(jīng)測算，其主區(qū)比例尺約為1：180000，相當于漢代的一寸折十里;圖上所繪河流骨架、流向及主要彎曲等，均和現(xiàn)在地圖大體相似，所繪山脈和山體輪廓、范圍及走向也大體正確;這幅地圖東半部分的方位角誤差，僅為3%左右。在托勒密探索出球面投影和普通圓錐投影之前，這是人類古代文明中地圖精確測繪的一個突出成就。

西漢基于“北斗導航”等觀測和計算的地圖制作技術，在后世不斷發(fā)展。到了西晉，出現(xiàn)了成熟的地圖理論與測繪方法。地理學家裴秀在前人的基礎上，提出了名為“制圖六體”的地圖測量要素，分率(比例尺)、準望(方位)、道里(距離)、高下(地勢起伏)、方邪(傾斜角度)以及迂直(河流道路的曲折)，跟現(xiàn)代地圖要素已非常接近。

與“制圖六體”同時期，還出現(xiàn)了一種名為“計里畫方”的繪圖方法：按比例尺繪制地圖，繪圖時，先在圖上布滿方格，方格中邊長代表實地里數(shù)，相當于現(xiàn)代地形圖上的方里網(wǎng)格。然后按方格繪制地圖內容，以保證一定的準確性……

回望歷史的長河，在光輝而燦爛的中華文明中，融合先民智慧獨立發(fā)展出的地圖測繪技術，離不開熠熠生輝、指引方向的“北斗導航”。

(記者 蘇曉洲 譚暢)

關鍵詞： 2100多年前 中國人 北斗導航 指引方向